太陽社

2009-12-20 中國時報 楊照（作家）

這樣一本書，如果作者不是薩依德，應該是沒有機會在台灣翻譯出版的。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不是薩依德，這些談論古典音樂的文章，也不可能以專欄形式出現在美國的《國家雜誌》（The Nation）上。

《國家雜誌》是美國最老牌的激進左派周刊，長期批判體制、批判美國帝國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工運為中下層人民發言。這樣的雜誌，和古典音樂太格格不入了吧？

只有薩依德能穿越這種看起來再堅實不過的矛盾壁壘，出入其間。他身上流著巴勒斯坦的血液，同時對西方文學傳統再精熟不過；他運用對西方文學的理解，卻建構了尖銳嚴厲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東方主義論」，成為80年代多元文化陣營的標竿旗手，然而同時他又是個純西方式古典音樂的熱愛者。

他當然沒有採取粗魯的身份論、立場論來看待古典音樂，將古典音樂視為貴族文化或資產階級文化的代表。但他也不可能採取天真、單純，「就音樂論音樂」的樂評態度，在老牌左派刊物上寫古典音樂。薩依德找出的一條中間、超越的觀念路線，是去解釋、辨認古典音樂內部的真與假、核心與邊緣。從宮廷到沙龍到商業運作的音樂會形式，這是附屬在音樂上不斷改變的外圍機制，然而剝開這些外圍機制的運作操控，我們可以、我們更應該去探尋音樂的內在，一個多采、嚴肅而誠實的音樂傳統。

《音樂的極境》書中的文章，是在薩依德去世後才收集的，薩依德本人來不及進行真正的整理工作，因而各篇之間有許多重複的地方。不過透過這些重複，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出薩依德與音樂之間的個人關係與偏見偏好。

例如他對貝多芬的歌劇《費黛里奧》有著特殊的感情，不只一次表示：「幾乎任何《費黛里奧》的演出，都值得一看。」他最鍾愛、長期念茲在茲，彷彿永遠說不完說不夠的演奏家就是顧爾德。在顧爾德之外，他最喜愛的鋼琴家是波里尼、巴倫波因和席夫。在歌劇和鋼琴曲之外，他對其他器樂就沒有投注那麼多的興趣與關注。

任何一個愛樂者都不可能全盤同意薩依德的偏好偏見，像是為何演奏風格和音樂表現方式差別那麼大的波里尼和巴倫波因在書中總是並列出現，就讓我百思不解。然而，通讀全書，至少有一件事是明顯明確的，那就是薩依德堅持：即使在資本、商業體系層層包圍箝制下，古典音樂仍然有其可以拿來表達生命真情的空間，音樂家必須努力尋求呈現不被體制異化、不淪為人云亦云的音樂思考的方式，唯有如此的音樂，才能真正與聽者溝通，也才能贏得尊重。

他之所以不客氣不留情表達了對於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帕華洛帝及霍洛維茲的厭惡，就是出自這樣的標準判斷。當然，他更討厭、更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和大都會一樣保守無聊，努力模仿帕華洛帝、霍洛維茲卻還製造不出那種媚俗效果的其他音樂人了。

這樣的價值態度，和薩依德對於音樂內在精神的細膩認真挖掘緊密相連。這是薩依德最珍貴的生命教訓，也是這本書能夠給讀者帶來最多思考與感情判斷的關鍵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