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家恆

1970年代末,薩依德出版了《東方主義》。這一介巴勒斯坦移民,在美國長春藤名校任教,卻在書中檢視西方殖民與後殖民勢力支配東方世界的權力架構,贏得盛名,也引發不少爭議與批評。

九○年代初,薩依德結識了猶太鋼琴家、指揮家巴倫波因,「我生性不喜唐突名流,況且,老實說,無人不知他是以色列音樂家,而我是阿拉伯人,彼此之間的樊籬委實不易克服──但他就在那裡,我也非常快克服那道樊籬。我們彼此產生立即但有力而深刻的認識。」

樊籬之所以為樊籬,正是因為翻越它得付出代價──可能會精疲力竭,渾身傷痕。薩依德干冒大不韙,跟一個猶太人眉來眼去,還公開對一些敏感議題表示意見(像是在以色列演奏華格納作品的禁忌),這會招來多大的反感──而且是全面的反感,包括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可想而知。

也難怪薩依德以Out of Place作為自傳書名了,中文版很優美地轉譯為《鄉關何處》,卻遮掩了原義「格格不入」的尷尬。這或許也是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宿命,兩邊都碰,但是兩邊都不當你是自己人。對薩依德來說,那種尷尬又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一方面薩依德有個阿拉伯姓氏,但卻有個「愛德華」這般英國味十足的名字,童年在開羅這麼一座充滿西方殖民勢力的都會。鄉關何處?恐怕故鄉也成異鄉。

但是薩依德在談論音樂的時候,絲毫察覺不出格格不入之感。他可以把開羅的童年和德國指揮佛特萬格勒、貝多芬的作品相連在一起而無任何突兀。薩依德在寫樂評時,所展現的學識與素養如此精純,讓人想到孟德爾頌──他以猶太人的身分,寫出風格純正的日耳曼與基督新教的音樂。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音樂所具有的一種輕易跨越樊籬、超越限制的特性──universality。書中所收入的薩依德橫跨三十年所寫的四十四篇音樂文字(包括樂評與書評),下筆恢弘恣肆,探析顧爾德的演奏,品評巴哈的管風琴作品音樂會,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音樂節,聲援巴倫波因在以色列演奏華格納的作品。連綴起來讀,就像欣賞蕭邦的練習曲一樣,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技巧要求,每一篇處理不同的知識領域,還要把它使得漂亮,讀來賞心悅目。

薩依德的遺孀為此文集寫了一篇序,提到在1983年,他們的兒子發生嚴重意外,薩依德得知消息之後過了半小時,仍舊出門去聽音樂會。多年之後,作為妻子的她才明白,在面對死亡恐懼時,尋求音樂對薩依德有多麼重要。

如此看來,《音樂的極境》不止是一連串的知識展演而已,而是朝聖與返鄉的紀錄,每一座音樂廳都可以是聖所,可以是故鄉。

【2010/03/2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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